上树安营扎寨3个月 陈茂国及其子因涉嫌聚 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出路还是在于要增加L和余量A的分量，也就是说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这样才能增加消费的比重。
现在，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怎么增加需求上。总之，我们要避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和处理我们长期的经济问题。第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新的有效率的集约发展方式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归根到底是一个改革的问题。第四，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而且，政府自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它的收入不外乎两部分：一部分是税收，另外一部分就是发钞票。
这就是说，不但要用凯恩斯主义短期政策止住市场下滑的状态，避免出现市场崩溃，同时要用一系列的政策去改变我们过去的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支撑的发展模式。所以，问题又回到这个增长模式上去了。反过来，2008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推出四万亿复苏经济，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得到大量资源。
如果把竞争环境改变以后，用一视同仁的银行金融体制，即使是国有企业有扩张的冲动，也是正常的。在任何国家，中小民营经济都存在生存边缘化的问题，对这些中小企业，要给一些优惠政策，例如政策性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也需要产学研平台，比如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心，台湾工研院，欧洲的生产创新中心等。而且1998年到2008年的游戏规则被打破了，当时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这个规则本来已经建立起来了，但现在国有企业要加入竞争性行业，这是金融危机给他们巨大的扩充业务的机会。第二，那就是中国有占比重相当大的国有企业，在关键时候，哪怕亏损也好也必须发挥作用，那就是要出钱保证就业和经济发展。
林涵：现在一些国有企业是采取政府定价，向私营企业收购的方式，例如山西的煤炭，还有有色金属等，这一轮所谓国进民退，会不会有资本性手段的新特征？王珺：我觉得政府定价，如果是在协商的基础上，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如果是强制收购，总是一种剥夺，这和西方理论里产权不清晰，政府没收财产是一样的，至于强制过程中，打什么样的牌子，都导致私人利益受损失。这一系列计划无疑延续了长期以来的政府主导模式，在此背景下，国有经济大举进占民间经济领域，这很可能强化了原有经济模式的结构性矛盾。
例如，在钢铁业方面，连年亏损的山钢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在房地产业，中央企业大规模囤地，在山西，私营煤矿被限时限价重新国有化。这一轮民营经济增长非常快，但都是在民营经济之间集聚。而且我也听到某一些企业家讲，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显得更有道德，有供应商反应，国有企业是说话算数的。王珺：过去在国有企业进行绩效改革时，我将国有企业称为边际企业，因为一调整最先亏损的是它，最后复苏的也是它，但是在2007、2008年的经济调整中，最先受影响的是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多在竞争性行业，可能有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受到银行影响比较大。
林涵：正如您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国需要左派》中提到的，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善收入分配以刺激消费需求。最近美国又向中国施压，而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内部需求不足。国有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投资，收购私营企业，甚至海外扩张，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帝国。但这并不一定产生对资金的需求，拿了钱以后自己未必要用，有相当一部分就通过汇票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或投资领域。
但当时的逻辑非常清楚，根据国际经验，倘若走下去发现通过国家购买民营经济的产品，提供给全社会效果更好的话，还是要放的，但到了后来就没有推进，这个事情就留了个尾巴。林涵：目前，有人将四万亿理解为经济危机这一特殊时期的刺激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和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的刺激经济政策是否有可比性？黄亚生：我们的做法和凯恩斯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罗斯福新政完全不一样，凯恩斯完全没有否认私营企业的重要性，只是为了把失灵的市场调整到正常水平。
而我们的做法，国有企业是在代替私营企业。这样就鼓励民间资本更多的短期行为。
在舆论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就是又有新一轮的国进民退的热潮。所以要从其中比如说从70个行业退出来，但剩下那30个行业，国家还看不准，因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部门，例如造币、国防，以及资源等战略部门，当时十五大界定暂时不放。这和90年代普拉哈拉德讲的核心能力完全不同。因此现在不是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方向的问题。问题是国有企业一旦进行商业化以后，虽然是国字头，国有股份，承担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功能，承担公共产品公共战略等等，但改制以后它仍然是一个企业，作为一个企业什么行业有钱赚，就进入什么行业。最受影响的是就业，因为目前的国有企业扩张，虽然投资暂时会拉动就业，但例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吸纳就业的方式是否可以持续呢？罗斯福当年就明确认识到这种挖沟填沟式措施的临时性。
私营企业获得这么少的资源，但创造大部分就业机会，虽然国有企业暂时可以通过大规模铁公基项目拉动就业，但中国的基建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几年了，就是今后完成了公路和铁路的建设，那工人怎么办？国有企业对内需的作用，都是在投资方面，在这方面比私营企业还要大，但在消费方面是很弱的。这一次金融危机，中国为什么在全球率先复苏，基本形成共识的是，一是中国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机制，地方政府追求增长，而且有资源，这样强大的增长动机，全球任何国家都没有。
特别像汇率的提高，对沿海地区多从事出口的民营企业就影响大，2008年，汇率升值17%，原材料上涨，利率调整，政府的限制，民营企业都是先受到调整的。我们做了实证的研究，以纺织业为主，发现在国有企业周围，是没有聚集的。
进入 黄亚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进民退 收入分配改革 。凯恩斯主义主张在宏观层面调整，但我们做的是微观层面，国有企业运用资本优势去并购私营企业，这是微观的措施，不是宏观的措施。
林涵：国家将资源投入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却将资金投入股市，这是否说明国有企业并没有将资源用在点子上？王珺：去年4月后政府发现，经济复苏政策忽略了一个问题，政府给钱，让企业发展，都是供给方面的，而需求到底是否支持被忽略了。黄亚生：国进民退这个过程将恶化收入分配，因为投资项目带动的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铝厂、水泥、建筑材料，所需要的工人是少量的，如果广大民工的收入没有增加，肯定会恶化收入分配。现在的经济增长80%靠投资，这当然是不能持续的，一旦投资热潮过去，业务能力，对效率的追求，这些私营企业的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国有企业是不会具备这样的优势的。但仍然有人认为，十大产业发展，都是供给方的，需求到底是否支持，有多大需求能力，怎么创造需求，仍然成问题。
在危机中都是这样的，你有现金，有流动性就是国王，所以现在的扩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那么从2001年以后，什么行业盈利？就是资源型行业，这个行业国有企业一直把持着，而且比例越来越高。
而且消费必须靠最终消费，所以中国现在这样做，唯一只能希望美国重新启动消费，但美国失业率超过10%，私人储蓄已经从负到零现在已经到正了。因此，国进民退肯定是会出现反弹的。
国有企业是典型的代理人控制企业，民营经济是典型的出资人控制企业。利益团体之间之所以能交易，是因为两者之间能形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即均衡价格。
我想知道，国进民退对收入分配领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核心能力的理论是，只做产业链里最有优势的部分，但我们从90年代到现在，都强调从一根线到一块布我们全部都做完了，我觉得这种模式并没有理解世界发展趋势和核心能力的重要性。三、国进民退的深层机理：改革不彻底、代理人控制林涵：现在国进民退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词，那么，之前是否存在民进国退？在抓大放小时期，国有企业似乎是从国家的责任领域和公共技术平台领域撤退，甩掉包袱和责任，去进占资源和垄断权力的领域。应如何评价抓大放小？王珺：从中国的特殊的背景看，我假定社会有100个行业，在1997年以前国有企业是全部都占了，覆盖全社会的，到十五大以后，提出收缩战线，把资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所谓收缩战线，是官不与民争利，撤出竞争性行业。
现在一方面有钱，流动性过剩，一方面我产生需求，令国有企业将资金用于本身的生产建设，实际上的作用在这里。在美国政治年，以及欧洲共同体内部问题的作用下，贸易保护主义逐步加强，中国的外贸会遇到很多问题，国外最终消费不可能恢复。
过去私有企业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必须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段，腐败、变通、交税方面做手脚，他们养成习惯。至于采用资本性手段的问题，正如之前提到的，因为国有经济在四万亿中拿到的资金比民营企业多，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并购，都是国有企业的强项。
黄亚生：某种程度上，这是经济的变化变成意识形态的变化，这是中国在为过去20多年的发展付出代价。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说明国有企业的资金优势来自政策性的贷款补贴，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就成为不得了的大优势，因为大家缺钱的时候，流动性强的就可以做很多事情。